1983年严打期间，4名高干子弟被判死刑，他们分别犯了什么事？

都说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，可真要落到实处，古往今来都没那么容易。有权有势的阶层总能靠着资源找到脱身的办法，普通老百姓只能认栽。但1983年启动的那次严打，真就打破了这个潜规则，哪怕你是开国元勋的后代，犯了法一样挨处理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四个被判死刑的高干子弟，到底都干了什么。 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没多久，社会局面还没完全稳下来。文革留下的不少乱象没清理干净，再加上几十万知青集中返城，城镇人口一下子暴增，不少人没工作，人员流动也乱。恶性案件和流氓团伙增长得特别快，老百姓出门都提心吊胆，上边才下决心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犯罪，给改革开放攒一个安稳的大环境。 第一个身份最受关注的，是开国元帅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。朱老总一辈子家风严格，朱国华的父亲朱琦只是个普通工作人员，从小就教育孩子们不能搞特权，半点不能骄纵。朱国华一开始也走的正路，和普通人家的孩子没区别，大学毕业也安分去了天津铁路局上班。 后来他在单位结识了一帮不三不四的同阶层朋友，慢慢就被带歪了路。他借着自己的身份，以帮忙调动工作、请客吃饭做由头，把年轻女孩骗到家里，借机诱骗玩弄摧残了不少人，闹得当地动静很大，民愤不小。赶上83年严打风口，这件事被摆到明面上处理，朱国华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，当年9月就押赴刑场执行了，没人敢出面说情捞人。 第二个是开国上将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。他从小就是家里的宝贝，父亲忙着工作顾不上管教，家里长辈又一味溺爱，早早就养成了无法无天的性子。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在哈军工读书的时候，就因为思想滑坡，还主动和境外敌特联系，被学校开除学籍，下放劳教改造。 谁知道劳教的经历根本没让他长记性，他不仅没反思改过，反倒在里头沾了一身的坏毛病。八十年代他到洛阳外贸公司上班，死性不改，靠着自己的高干子弟身份，以帮忙调工作为诱饵，诱骗胁迫摧残了不少年轻女孩。之前因为他的身份，没人敢举报碰他，严打启动之后，一堆举报材料递上去，谁也保不住他，1984年陈东平也被判处死刑。 剩下两个都发生在上海，就是陈小蒙和胡晓阳。陈小蒙是时任上海市委常委陈其五的儿子，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人大主任胡立教的养子，两个人的父辈都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老革命，身份背景一个比一个硬。靠着父辈的招牌，俩人拉了一伙人组成流氓团伙，在外边横行霸道惯了。 他们打着恋爱、帮忙安排调动工作的幌子骗年轻女孩，前前后后糟蹋了几十名妇女，在上海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，老百姓怨声极大。严打期间这件事被捅到上级，领导明确要求依法办理绝不姑息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之后，陈小蒙和胡晓阳直接被判处死刑。消息公开之后，全城百姓都拍手称快，都说这回真的见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 不少人聊起83严打的高干子弟案，都会带上杭州的“二熊案”，也就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两个儿子熊紫平和熊北平。这件案子严格来说并不属于83严打的范畴，早在1979年就已经完成公审判决了，很多人记混了时间，这里特意给大家掰扯清楚。 也有不少人聊起严打，会说当年确实存在量刑过重的情况，也出过个别冤假错案，这点其实是公开承认的事实。放在当年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整个行动的出发点就是维护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把混乱的社会治安压下去。治安变好了，普通人出门上班、逛街游玩都踏实，这是实实在在惠及普通人的好事。 参考资料：人民网 八十年代严打中伏法的高干子弟 特别